前言
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，有一种角色反复出现：打电话的人。
这种角色通常被称为"话务""引流""客服辅助"——他们在前端拨通电话、把人引到上线的微信群或 QQ 里，或者冒充快递客服、贷款平台工作人员，让被害人添加指定联系方式。与编造话术、实施欺骗的核心人员不同，他们不直接骗取财物，但为诈骗创造了入口。
这类人员的定性，在实务中分歧较大。有的案件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判处一年左右有期徒刑；有的案件被认定为诈骗罪帮助犯，面临三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的量刑。
同样的行为外观——打电话、加微信、引流——为什么定性差距这么大？
2024 年，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"翟某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"（入库编号 2024-04-1-257-002）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裁判框架。
一、翟某可案：话务支持为什么没定诈骗共犯
翟某可案的基本事实：
2023 年 4 月至 5 月间，被告人翟某可通过手机联系到一名"上线"。二人商定，由上线提供他人电话号码，翟某可用自己手机拨通后放到电脑耳机旁，上线冒充快递客服称快递包裹遇到问题，让被害人添加微信或 QQ 进一步处理。翟某可每小时报酬 180 元。其间，翟某可用自己名下三张电话卡和其母亲身份证办理的一张电话卡，拨打电话 1439 条。上线添加被害人后，骗取谭某某 15110 元、李某某 50000 元、莫某某 499999 元。翟某可非法获利 11082 元。
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。翟某可及其辩护人认为，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未实施诈骗行为，拨打电话仅为赚取固定报酬，应构成帮信罪。
一审法院（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，（2023）陕 0114 刑初 265 号）认定翟某可构成帮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一万元。检察院抗诉后，二审法院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，（2024）陕 01 刑终 326 号）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。
两级法院的核心裁判逻辑，可以归纳为三条规则。
第一条规则：没有通谋或稳定配合关系的，不以诈骗共犯论处。
裁判理由明确指出："对于帮助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，以诈骗罪的帮助犯论处的，宜限于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情形。"
翟某可与上线之间，没有事先商议诈骗内容，没有约定分成比例，没有固定合作模式——他只是按小时领取固定报酬。上线让他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他照办即可。这种关系不符合诈骗共犯所要求的犯意联络和配合稳定性。
第二条规则：没有实际参与后续诈骗行为的，原则上以帮信罪论处。
翟某可的行为止于拨通电话、让上线与被害人通话。他本人没有冒充客服，没有编造话术，没有引导被害人转账。上线让他做的是用自己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——本质上是利用翟某可的身份信息来规避追踪和侦查，而不是让翟某可参与诈骗的实行行为。
裁判理由明确："行为人虽然为诈骗行为创造条件、提供工具，但未实际参与后续诈骗行为的，原则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。"
第三条规则：只领取固定少量报酬、未参与违法所得分成的，原则上以帮信罪论处。
翟某可每小时 180 元，总共获利 11082 元。他没有按诈骗金额提成，没有参与赃款分配。裁判理由认为，这类"在前端帮助网络诈骗犯罪，但仅领取固定少量报酬，未参与后续违法所得分成的行为"，适用帮信罪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即可罚当其罪。
二、什么时候话务引流会构成诈骗共犯
翟某可案的三条规则，反过来也说明了话务引流人员被认定为诈骗共犯的条件。
有通谋或稳定配合关系。
2025 年《意见》第 8 条规定："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等犯罪收购或者组织、招募、介绍人员提供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、电话卡、物联网卡、互联网账号等，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，按照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罚。"
这里的关键是"通谋"——指双方之间的商议、约定、分工安排，而非一方的单方面知道。如果行为人与上线有过关于诈骗内容、诈骗对象、诈骗方式的讨论，有过关于报酬和分成比例的商议，有过长期、多次、稳定的配合——那就进入了诈骗共犯的评价范围。
2025 年典型案例中的付某诈骗案（官方典型案例页面未载明案号）就是这种情形：付某与上线"王涛""吉祥"商议，约定由付某提供银行卡和支付账户接收诈骗资金，通过购买虚拟币转移，付某收取 1.5% 至 3% 的提成。付某还纠集人员，设立了"转账""记账""买币""司机"等小组。这种事先商议、稳定组织、按比例分成的模式，法院认定为诈骗共犯。
实质参与了诈骗实行行为。
如果话务人员不只是拨通电话、转接上线，而是自己冒充客服、按照话术脚本与被害人沟通、编造虚假事实、引导被害人转账——那就是从"创造条件"变成了"实施诈骗"。自己实施了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直接推动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，这种情况下以帮信罪来评价通常不充分。
按诈骗金额分成，而非领取固定报酬。
获利模式是区分帮信罪和诈骗共犯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固定的小时报酬或单次费用，更接近"提供帮助、收取对价"；按诈骗金额提成，更接近"参与犯罪、分配收益"。前者说明行为人把自己定位为服务提供者，后者说明行为人把自己定位为利益共享者。
综合翟某可案的三条裁判规则和付某案的反向参照，可以归纳出三个核心判断因素：是否有通谋或稳定配合关系、是否实质参与诈骗实行行为、获利是固定报酬还是按比例分成。这三个因素在《意见》第8条中也有明确的规范支撑。
三、对几类常见话务引流行为的逐层分析
第一类：单纯拨号转接。
行为人只是按照上线指令拨通电话，把电话放到耳机旁让上线与被害人通话，自己不说话、不参与话术、不问内容。翟某可案就是这一类的典型。这类行为通常只构成帮信罪——前提是没有通谋、没有稳定配合、没有参与分成。
第二类：按照脚本冒充身份。
行为人按照上线提供的话术脚本，冒充快递客服、银行工作人员、平台客服等身份，与被害人直接通话，以"包裹丢失理赔""贷款额度调整""账户异常处理"等理由让被害人添加指定微信或 QQ。
这类行为的定性更为复杂。行为人已经不再只是"创造条件"，而是亲自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——虽然目的是引流而非直接骗取财物，但冒充身份、编造理由本身已经是欺骗行为的一部分。
这种情况下，是否构成诈骗共犯，还要看几个因素：是否知道后续的诈骗内容？话术脚本是由谁编写、由谁提供？行为人与上线是否有稳定的配合关系？获利是固定报酬还是按"加人"数量提成？
如果行为人知道自己在帮诈骗团伙引流，并且按照脚本直接对被害人实施了欺骗行为，定性上更接近诈骗共犯。如果行为人只是机械地按照脚本念稿、对后续诈骗内容确实不知情，且获利固定，仍有帮信罪的辩护空间。
第三类：加微信、拉群后持续维护。
有些引流人员不只是打一个电话，还会持续维护——加微信后保持沟通、在群里烘托气氛、扮演"受益者"分享虚假盈利截图、协助筛选"精准客户"。
这类行为已经超出了"前端引流"的范畴，进入了诈骗实行行为的准备和辅助阶段。如果行为内容涉及虚构事实、诱导信任、筛选对象，且与上线有稳定的配合关系，被认定为诈骗共犯的可能性更高。
四、辩护的方向和抓手
对于话务引流类案件，辩护可以从以下层面展开。
审查是否存在通谋及对诈骗内容的具体认知。
翟某可案的裁判逻辑提供了有力支撑：即使行为人知道上线在冒充快递客服，也不等于行为人与上线形成了诈骗的通谋。知道"对方在干什么"，和"与对方商议怎么干"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。
辩护中需要聚焦的是：现有证据能不能证明行为人与上线之间存在商议、约定、分工安排，能不能证明行为人对诈骗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有认知——这两点直接决定了是否进入《意见》第8条"事先通谋或稳定配合关系"的评价范围。
切割配合关系的稳定性。
单次、偶然的帮忙，不符合《意见》第 8 条"事先通谋或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"的要件。辩护中应当重点审查：行为人与上线联系的时间长度、次数、方式；是否有过商议和分工安排；是否有多人、多次、长期合作。
区分行为参与程度。
行为人是否只是拨号转接，还是自己冒充身份编造话术？是否只是前端引流，还是参与了后续诈骗的推进？是否接触了被害人，是否直接造成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？
这些事实层面的区分，直接决定了行为是"为诈骗创造条件"还是"参与诈骗实行"。
审查获利模式。
固定报酬还是按比例分成，是区分帮信和诈骗共犯的实用指标。如果当事人只是领取固定工资或计时报酬，没有参与赃款分配，应当主张帮信罪。翟某可案的裁判逻辑和《意见》第8条的规定都明确了这一立场。
善用从犯和量刑情节。
即使最终被认定为诈骗共犯，话务引流人员通常也处于犯罪链条的辅助位置。在共同犯罪中，应当重点论证其从犯地位，并结合认罪认罚、退赃退赔、初犯偶犯等情节争取减轻处罚。
五、结语
翟某可案的三条裁判规则，为话务引流人员的定性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：没有通谋、没有参与后续诈骗、没有参与分成的，原则上以帮信罪论处。但这三条规则各有边界，每一条都需要结合个案事实来判断。
在具体案件中，真正需要反复追问的，是这几个问题：行为人与上线之间有没有商议和约定？行为人自己有没有实施欺骗行为？行为人的报酬是固定的还是与诈骗金额挂钩？现有证据能把行为人的"知道"证明到哪个层级？
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决定了话务引流人员是在帮信罪的三年以下量刑框架内接受审判，还是进入诈骗罪更重量刑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