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2026 年 2 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典型案例中，案例四"游某龙等 9 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"（官方典型案例页面未载明案号）传递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：

游某龙等 9 人提供银行卡帮助转移诈骗资金，涉诈金额 410 万余元，涉及被害人 80 名。法院对 9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至三个月拘役不等刑罚。其中游某龙等 3 人系初犯、认罪悔罪，不仅全额退出违法所得，还在诈骗分子未到案、赃款无法追回的情况下，主动向对应的被骗人员补偿了部分经济损失，挽损率达 50%，取得被害人谅解，最终被宣告缓刑。

同案中，在监视居住期间继续实施犯罪的人员、不退赃且缺乏实质性悔罪表现的人员，则被判处实刑。

同一个案件，同一种罪名，量刑结果的分化，主要落在两点：退赃退赔和补偿被害人。

一、退赃退赔在掩隐罪中的规范依据

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在《刑法》第三百一十二条，基本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2025 年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新的《关于办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5〕13 号，以下简称"掩隐新解释"），对退赃退赔与量刑的关系做了细化。

掩隐新解释第 4 条规定："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行为人认罪认罚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情节轻微的，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：（一）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（二）为近亲属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且系初犯、偶犯的；（三）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。"

这里的核心要件是三个叠加条件：认罪认罚、积极配合追缴、具有特定情形。三个条件同时满足，才有不起诉或免刑的可能。

但即使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全部，退赃退赔仍然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，在量刑中发挥作用。掩隐新解释第 3 条规定："办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，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、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，依法定罪处罚。"这里的"综合考虑"，就包含了退赃退赔情况。

二、退赃退赔与"补偿被害人"的区别

实务中，"退赃退赔"和"补偿被害人"常常被并提，但两者的法律性质和量刑影响有所不同。

退赃退赔，指向的是行为人自己的违法所得。退赃是退出自己从犯罪中获取的财物或收益，退赔是赔偿因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。退赃退赔的金额通常以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为基准。

补偿被害人，指向的是被害人的实际损失，超出了行为人自己违法所得的范畴。游某龙案中，诈骗分子未到案，被害人被骗的 410 万余元赃款无法追回，游某龙等人自愿从自己的合法财产中拿出 52 万余元补偿 30 多名被害人，这就属于"补偿被害人"而非单纯的"退赃退赔"。

补偿被害人的量刑价值通常高于退赃退赔。因为退赃退赔在某种意义上只是"吐出违法所得"，而补偿被害人则是用自己的合法财产去弥补他人的损失，更能体现悔罪态度和修复意愿。

游某龙案中，"自愿对被害人损失补偿比例的高低"被法院明确作为量刑区分的重要依据——补偿比例高的被告人获得了缓刑，没有退赃、没有补偿的被告人被判实刑。

三、退赃退赔在量刑阶梯中的具体位置

从规范和实践来看，退赃退赔在掩隐罪的量刑中大致处于以下几个层次。

第一层次：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。

掩隐新解释第 4 条规定，认罪认罚+积极配合追缴+特定情形+情节轻微，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。

2025 年典型案例中的朱某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（官方典型案例页面未载明案号）提供了一个参照：朱某某转移诈骗资金 4.3 万余元，获利 4100 余元，系从犯、有自首情节、自愿认罪认罚、退出全部违法所得。检察院经公开听证，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
第二层次：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，争取缓刑。

游某龙案就是这个层次的典型。退赃退赔+主动补偿被害人+取得谅解+认罪认罚+初犯→缓刑。

这里有两个关键变量：补偿比例和悔罪表现。补偿的比例越高，悔罪表现越具体——比如主动联系被害人协商补偿、在判决前实际履行补偿、书面或当庭表达悔意——争取缓刑的空间就越大。

第三层次：酌情从轻处罚，但不能改变实刑。

如果退赃退赔不全面、不主动，或者只是部分退赃、没有补偿被害人，法院可能只作为酌定从轻情节，在量刑幅度内适当调低刑期，但不改变实刑的性质。

2025 年掩隐典型案例中的钟某亮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（官方典型案例页面未载明案号）：钟某亮通过"代购"二手奢侈品手表方式协助转移犯罪所得 46 万余元。法院认定其系从犯、主动退还全部违法所得，酌情从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。未能争取到缓刑，与其"短时间多次跨省作案""删除聊天记录"等情节有关。

这说明，退赃退赔是重要的从宽因素，但不是唯一的。法院还要综合考量行为次数、跨区域作案、是否逃避侦查、是否具有职业性和组织性等因素。

第四层次：不退赃、不认罪，从重处罚。

游某龙案中，在监视居住期间继续实施犯罪、不退赃、不认罪悔罪的人员被判处实刑。退赃退赔的缺失，本身不会"加重"处罚（法无加重规定），但会丧失从宽机会，使得量刑停留在基准刑甚至更高区间。

四、影响退赃退赔量刑效果的几个变量

退赃退赔的时点。

越早越好。在侦查阶段退赃退赔，可以影响逮捕必要性和羁押必要性的判断；在审查起诉阶段退赃退赔，可以争取不起诉或较轻的量刑建议；在审判阶段退赃退赔，仍然可以作为从轻情节，但影响力通常弱于早期退赃。

退赃退赔的主动性和全面性。

是被动退还、部分退还，还是主动全额退出违法所得并补偿被害人？是本人出资，还是家属代为退赔？资金来源是否合法？这些细节在量刑时会进入法官的考量。

被害人的态度。

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，是实质性的量刑因素。但谅解的取得方式同样重要——是真诚协商、主动补偿后取得，还是通过施压、讨价还价取得？前者有积极的量刑价值，后者可能适得其反。

是否认罪认罚。

退赃退赔+认罪认罚，是两个独立的从宽情节，可以叠加适用。但认罪认罚要求"认罪"和"认罚"同时具备——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。如果只是退赃退赔但不认罪，从宽效果会打折扣。

上游犯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。

掩隐罪的量刑不能与上游犯罪完全割裂。掩隐新解释第 5 条在设定"情节严重"标准时，区分了不同类型上游犯罪的不同数额门槛。上游犯罪的社会危害越大，掩隐行为的可罚性相应提高，退赃退赔的量刑折抵效果也会受影响。

五、辩护中的操作要点

在掩隐罪案件中，围绕退赃退赔和补偿被害人的辩护，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。

尽早启动退赃退赔。 在侦查阶段就开始收集退赃资金来源、准备退赃方案。如果当事人被羁押，家属可以代为退赃，但要注意保留代退赃的凭证和说明。

区分退赃退赔和补偿被害人。 退赃退赔是底线，补偿被害人是加分项。如果违法所得金额不大，但被害人损失较大，在退赃退赔之外另行补偿被害人，可以显著提高争取缓刑或更轻量刑的概率。

固定被害人谅解。 补偿被害人后，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书面谅解书。谅解书内容以"确认收到补偿款、对被告人表示谅解"为原则，不宜涉及对案件定性或事实认定的表述。

结合其他从宽情节整体论证。 退赃退赔不是一个孤立的量刑因素。在辩护中应当将其与认罪认罚、自首、坦白、初犯偶犯、从犯地位、参与时间短、获利少等情节整合，形成完整的从宽论证体系。

关注掩隐新解释的适用。 掩隐新解释第 4 条的三个条件——认罪认罚、配合追缴、特定情形——如果同时满足，应当积极主张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。

六、结语

退赃退赔在掩隐罪中不是万能的。它的法律意义在于体现悔罪态度和修复意愿，而非换取轻判的"对价"。法院综合考虑的是退赃退赔的时点、主动性、全面性，以及与其他量刑情节的整体关系。

2026 年最高法典型案例的导向是清晰的：对真诚悔罪、主动退赃退赔、补偿被害人的被告人，司法给予从宽处理的空间确实存在。游某龙案、吴某涛案、朱某某案都说明了这一点。

但退赃退赔的时机、方式和力度，直接影响其量刑效果。这一点，在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，每一次选择都有意义。